袁伟时
“学问有一半是在闲聊中得来的。”1956年，我访问剑桥
刚满而立之年的怀宇很挑剔，找的尽是满腹经纶的老头老太，而且功课做得那么好，让老人们一一敞开心扉，把埋在心底的陈年故事，向这个忘年交倾诉。“文不在兹乎！”这些耆宿大都是华人学术文化界的顶尖人物，那些仿佛不经意的交流，记下那么多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甜酸苦辣，留下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苦难历程的生动侧影！
揭示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灵魂
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，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建立、发展和被摧残的历史。
别怪老人怀旧，这不是病态的唠叨，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们的辉煌。
以大学来说吧，入学虽然要考试，但是对有特殊才能的，破格录取是常事。转学、转系自由，选课也自由，真正的大师就破茧而出了。史学名家许倬云念大学本科，从外语系转到历史系，选课横跨四个系，有五门课只有他一个
剑桥、牛津，够牛了吧？她的灵魂就是自由：“剑桥之所以为剑桥，就在各人想各人的，各人干各人的，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。”(48页)这曲自由散漫颂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林语堂、徐志摩都唱过了。他们揭示的无非是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核心价值。没有这样的自由散漫，一代代敢于突破陈规陋习的杰出人才，不可能破土而出。
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：“有人说，21世纪是中国世纪，我认为，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，这是痴人说梦。欧洲成为欧洲世纪，
人们喜欢谈论文化断裂，叨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其实，传统文化面临的难题，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，被削弱的部分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东西，补救不会有太大的困难。就学术文化而言，最严重的断裂在于1949年以后，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主流的联系被斩断；社会学、政治学、人类学……一系列学科消失；即使勉强存活的学科，挂帅的也是以领袖语录定是非的前现代意识形态。这些现象背后，是对何谓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的不同认知。
为何这些饱经风霜的智者那么珍视自由？许倬云先生说得很沉痛：50岁以后自己的思想变了，“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，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。……到50岁，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行的。”(12页)话说得有点惊世骇俗，这可是难以计数的生命和血泪换来的。苏联剑拔弩张地批判世界主义、人道主义，后果历历在目。只有坚决维护全人类利益和公民个人尊严的人，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。
野史闲话中的真实
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。但是，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“正史”，干瘪、歪曲，俯拾皆是；鲜活和真实的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拣。怀宇仿佛不经意的闲聊，就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史实。
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(管辖四川)的周有光先生说：“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、没有衣服穿，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，通过金融，帮助地主、农民维持农业生产。所以，抗战八年，后方没有粮荒，没有棉花荒，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应当说还是成功的。”(107页)
无独有偶。俞大维先生1985年回忆：“抗战初起，我接兵工署长，督导全国兵工厂，生产枪炮弹药，任期约12年。对日战争，大小战役之不利，无日、无时、无地无之。可堪告慰者，战况再如何不利，尚无人抱怨：‘弹药没有了！’”(《俞大维先生年谱初编》1792~1793页，1996年，台北)
两老的亲身经历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一页，是以往研究甚为薄弱的领域。正如怀宇在序言中说的，记忆往往不可靠。周有光先生的回忆就有不准确之处，1942-1943年间河南、广东大旱，有过人吃人的惨剧；“没有粮荒”云云，显然不符合实际。但是，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，却是真实的记录；作为抗战最重要的基地，这样的成就，可谓来之不易，弥足珍贵。
说真话要有对任何事都淡定的平常心。黄永玉说得好：“对人生从容一点，别嚣张，苦也别嚣张，得意的时候更不要，这需要修养，有知识的修养，也有人生的修养。”(197页)满脸“国家意识”的人，缺少的就是知识和人生的修养，他们的言谈不过是千年中国满口仁义道德的“道统”的继续。像创造了《
明亮的镜子
由于“上苍的安排”，滞居京华的